伍獻文，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魚類學，水生生物學的奠基人之一。
伍獻文是站在中國近代魚類學高峰上的少數幾位科學家之一，他一生的學術進展反映了中國魚類學的發展。從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是他奠定魚類學的堅實基礎和初露鋒芒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他有關魚類學的研究雖說比較零散，然而卻卓有成效。他的第一篇魚類學論文《廈門魚類之調查》發表於1928年，是中國研究魚類的早期著作之一。其後，在他留學法國巴黎期間，發表了博士論文《中國比目魚類的形態學、生物學和係統學的研究》（1932），並以此初步確立了他在魚類學研究中的地位。這篇論文記載了分布於中國的比目魚類5科33屬65種，對比目魚器官係統的解剖和生物學作了詳盡的描述。這些工作不僅在國內同期同類研究中處於領先地位，也受到國外同行的推崇。
40年代，是伍獻文科學生涯的第二個時期。由於當時惡劣的戰爭環境，伍獻文不得不將研究工作的重點從野外調查轉移到實驗室內，而這個轉變導致了我國魚類學研究史中出現了以魚類生理學和功能形態學為主的新局麵。在40年代之前，有關魚類的生理學及其結構與功能的研究尚屬空白。從1940年到1947年，伍獻文及其早年的學生，我國著名的魚類學家劉建康、張孝威等人，連續發表了多篇有關黃鱔氣呼吸機理的研究報告，比較詳盡地從形態學、組織學及生理學的角度探討黃鱔的氣呼吸器官的結構與功能。還進行了紋胸鮡的吸著器的組織學、鯉鯽魚雜交實驗、鰟鮍魚的胚動現象等有關魚類生理學和功能形態學的研究工作。這一大批印在當時內地土製毛邊紙上的科學文獻，既象征了我國早年魚類學家們的艱辛曆史，也顯示出我國魚類學研究的一個新的進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伍獻文開始了他的魚類學研究的第三個時期。祖國的統一，國家建設的需要，使他得以實現30年前被戰爭中斷了的研究設想，即係統地調查祖國豐富的淡水魚類資源，全麵開展魚類分類區係的工作。他所直接領導的魚類分類組的科技人員，按照他的規劃，爬山涉水，足跡遍及祖國的江河湖泊。從東北的三江平原到海南島的五指山畔，從青藏高原的冰川雪河到東海之濱的溪流溝澗，采回了大批魚類標本，在水生生物研究所建立了收藏有30餘萬號標本的規模宏大的淡水魚類標本室。他們用大量由模式標本產地采來的地模標本代替流散在國外的中國魚類的模式標本，基本擺脫了隻有依靠“洋人洋書”才能研究中國魚類的被動局麵。在擁有大量標本的基礎上，伍獻文以占中國淡水魚類一半的鯉科魚類作為研究對象，同他的助手一起開始了艱巨的整理工作。1964年，《中國鯉科魚類誌》上卷由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印行，在國內引起了較大的反響，國外學者發表了專文評論，給予高度評價。“文化大革命”差一點毀滅了這一科學著作的後半部，但就是在他遭受迫害的這段時間，他也一直將寫完這部書作為自己的努力目標。就在他獲得自由的第一天，他提出的第一個要求就是：“請允許我拿起筆，我要將《中國鯉科魚類誌》寫完。”從此以後，無論白天黑夜，節日假日，人們都能看到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關在自己的辦公室內，時而觀察和測量標本，時而查閱文獻，時而俯首疾書。慢性支氣管炎等老年性疾病一直纏繞著他，但為了挽回被耽誤的時間，他即使感到身體不適，也仍堅持到實驗室工作。1976年，《中國鯉科魚類誌》下卷終於出版了。《中國鯉科魚類誌》全書共70餘萬字，係統地描述了分布於我國的鯉科魚類113屬412種，並附有精美的圖版。它不僅是研究中國淡水魚類的必備文獻，也是研究全世界鯉科魚類的重要資料。日本學者已將上卷譯成日文出版，下卷也在翻譯之中。歐美的許多魚類學家也來信建議出版英譯本。這部著作在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上得到大會獎勵，1982年被評為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
伍獻文在不斷提高科學研究理論水平的同時，還十分注意科學研究為國民經濟建設服務。在60年代，他極其關心三峽工程對長江魚類資源的影響問題，堅持開展長江魚類資源調查及其變動規律的研究。在葛洲壩工程建設中，他發表的關於救魚措施的正確意見，為國家節約了一大筆投資。
伍獻文學術生涯的第四個時期開始於他78歲高齡之後，工作重心是研究鯉亞目魚類的係統發育。鯉亞目是現有淡水魚類中最大的一個類群，共計約有250個屬2500餘種，廣泛分布於亞洲、歐洲、非洲和北美。近百年來，許多魚類學家嚐試提出的分類係統，尚無一個能令人滿意。中國是鯉亞目魚類最豐富的國家，約有145屬580種，具有研究鯉亞目魚類係統發育的得天獨厚的條件，能做許多外國學者想做而不能做的工作。伍獻文和他的助手解剖和觀察了鯉亞目中有代表性的78屬123種魚類的骨骼，並引進和使用了國外在70年代才發展起來的分支係統學的原理和分析方法，對觀察結果進行了比較分析。他們的研究結果連續發表在國內的許多學術刊物上。1981年，伍獻文和他的助手在《中國科學》上發表了題為《鯉亞目魚類分科的係統及其科間係統發育的相互關係》的研究報告，提出了鯉亞目魚類的一個新的分類係統。這個報告引起了國際魚類學界的普遍關注，加拿大魚類學家J．S．尼爾遜將此研究結果引入他所編著的《世界魚類》一書中，十幾個國家的幾十位學者紛紛來信索取有關資料，許多人建議在中國召開有關鯉亞目魚類研究的國際科學討論會。這項成果在他去世後的第二年榮獲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獎二等獎。
除了在魚類學方麵的卓越成就外，伍獻文在研究其他動物方麵也做出了突出貢獻。20年代，他在廈門大學擔任助教時，在秉誌等幾位中外著名學者的直接指導下，他廣泛涉獵鳥、蛇、蛙、魚、線蟲、水母等不同種類的動物，發表了許多有價值的學術論文。30年代初，伍獻文主持國立自然曆史博物館動物學部，在繼續進行魚類、蠕蟲類研究的同時，又開展了對河蟹、蠍類的研究。他發表的《中國河蟹誌略》和《中國之蠍及蠍珠》都是國內研究該類動物的領先之作。他在線蟲形態學和分類學方麵所作的貢獻也深為國內外專家所推崇。他的有關線蟲的研究論文曾在美國、德國和法國等權威性刊物上發表，所論述的動物寄生線蟲的3個新屬和23個新種和新亞種，絕大多數已為學術界所承認並收入有關專著。
伍獻文是我國組織開展海洋及湖泊綜合考察的先驅。早在1935年6至11月，他就組織了渤海灣及山東半島的海洋及海洋生物綜合調查。這次調查雖然規模不大，而且許多工作因為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而未能繼續和整理，但它卻是我國海洋科學考察的開端。1951年，伍獻文領導並參加了五裏湖的湖泊調查工作，這是國內首次對湖泊進行較長期的綜合性科學考察。這個工作為以後的湖泊調查規範化打下了基礎。伍獻文還參加了三峽水庫庫區、丹江口水庫庫區的水生生物調查和漁業規劃的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伍獻文擔任了許多科研領導職務，把大半時間和精力花費到科研組織管理工作上，在他的直接指導和規劃下，水生生物研究所建立了收藏有30餘萬號標本的亞洲最大的淡水魚類標本室，成為國際魚類學研究的中心之一。在他的領導下，水生生物研究所的魚類學研究已擴大到魚類分類學、生態學、生理學、遺傳學和組織學各個領域，並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水生所發展到今天，已成為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綜合性研究機構，在國內外享有較高的聲譽和具有較大的影響，這一切都是與伍獻文的努力分不開的。
伍獻文一直是學術團體的熱心組織者。早在1934年，他就參加發起和創立中國動物學會，曆任學會理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他又參加發起組織中國海洋湖沼學會，並擔任副理事長，名譽理事長。他還擔任過中國水產學會副理事長。1979年他又與朱元鼎教授等著名的魚類學家共同發起組織中國魚類協會，並被選為學會名譽理事長。他還兼任了許多學術刊物的編輯委員會委員。
伍獻文在促進國際學術交流和合作方麵也作出了貢獻。1956年，他被聘任為中、蘇、朝、越四國太平洋西部漁業研究委員會的委員，數次參加在北京、莫斯科、平壤等地召開的委員會會議，為加強四國之間漁業方麵的合作盡了自己的力量。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赴芬蘭出席國際湖泊學年會，1964年到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和古巴進行水生生物學考察。他還是國際環境毒理學會的會員，英國林奈學會客籍會員。